赵昺意识到群臣此时上书是担心自己对待北儒强硬态度可能会摧毁中原儒学根基，断了千年传承。而他考虑的是那些儒士们造反难以成功，但是给你添乱，制造些麻烦却是十分在行的，而他在江南时早已经领教过了。

在古代信息闭塞的时代，这些儒士是有着超然的地位，尤其是在更为封闭的农村，他们维护着乡里传统，可以左右地方舆论，拥有很大的号召力。而他们若是对新政权不满，自己又对其采用怀柔政策，则很难打破固有的传统，从而威胁到自己的统治。

另一方面，赵昺知道蒙古侵入中原时对儒士的政策还是十分友好的，尤其是对那些名儒大家进行拉拢和利用，并赢得了儒士集团的信任，从而为其服务。而这当然也是出于维护自己统制的需要。

赵昺知道其中主要是因为兴起于漠北，由于他们游牧民族的特征，从而使蒙古人依靠军事征服的办法而建立统一的大帝国，其文化素养在很多时候较之被其征服者可能显得落后。所以成吉思汗和蒙哥从欧洲回师东向、征战中原的时候，就注意网罗汉族知识分子或已高度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为己用。

蒙古人早期耶律楚材、元好问、郝经、郝枢、杨惟中等人接触了儒学，以为此助于蒙古人的统治，开启了汉化的过程。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由漠北南下，驻帐于金莲川，建立了蒙元史上有名的“金莲川幕府”，这些儒士成为其的重要幕僚。

忽必烈本人对儒学大师尊礼有加，除了任命这些儒学大师担任相当重要的职位外，还欣然接受“儒教大尊师”的称号，并真诚地接受儒学知识分子向他传授的儒家“三纲五常”“正心诚意”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但是儒家学说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尽管赵复、姚枢、刘因、许衡等人大力倡导程朱理学，但并未被官方予以认可。只是由于这些汉族知识分子的极力宣扬，元朝统治者逐步意识到孔孟之道有利于化民成俗，便顺理成章地进一步推行汉化，适度地尊重儒学。

忽必烈即位以后，在任用汉文化知识分子参与统治的同时，其也格外注意对儒家思想的宣传与推广，接受姚枢“立学校以育才”的建议，旋即任命许衡为国子祭酒，使贵族子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随后又增设蒙古国子监，以儒家文化教育蒙古贵族子弟。

不过赵昺知道因为忽必烈是个实用主义者，对于儒家不重视理财而对他们不满，因此用人一直在色目人和汉臣之间摇摆，并没有实行科举制开始以经义取士，从而未使得儒学的地位在元朝获得真正的确立，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

当然真正的历史中，却是元仁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并规定中试者可选聘为官，增加了汉族知识分子的仕宦途径，也使得儒家思想在蒙古、色目人中得到进一步传播。但可惜的当下当政的是铁穆耳，蒙元大厦将倾，已然难以等到其继位了。

如此也导致了蒙元底层的儒士通过科举入仕之路，为了谋生只能放下身段自谋职业，正如张颂刚刚所言‘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或隐退乡野讲学’。想想在大宋儒士向来耻于经商，现在都做起小买卖了，可见蒙元儒士生存环境还是极为艰难的……

“说说汝等的看法，看是否能让朕认同！”赵昺放下奏折，抬头瞅瞅几人眼巴巴的瞅着自己，显然是有话要说，点点他们问道。

“陛下，北地儒士与江南儒士当今所学皆是朱理之学，因而双方在理念上并无根本上的不同，只要迷途知返，必然可为我朝所用。”陈识时首先言道。

“以朕所知，北地素来学的是程陆之学，却非朱理之学！”赵昺皱皱眉道。

“陈主事所言不虚，据属下所知，朱理之学得以传到北地，乃是端平二年蒙古进犯湖广，俘获我朝大量的工匠、百姓及儒道释。其中有儒士赵复得蒙古重臣姚枢救护，被其送至燕京，讲学于太极书院。”马端临为皇帝解释道。

“在其之前，蒙古人所接触的儒学只是从亡金儒士那里得到的‘章句之学’，而赵复所传基本上是南方最新的程朱理学，其以所学教授学子，从学者百余人，并将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之以付姚枢，从而使朱理之学得以在北地传播。其也被北地儒士称为‘江汉先生’，谓其南学北传第一人……”

马端临是在收复江南后才入的御前办，此前一直居于临安，他喜好交游，与江南儒士多有交往。后江南沦陷，又有大批儒士被掳掠至北地，待数年后有儒士通过各种渠道南返，因而他得以从这些人口中得知北地儒林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