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廷这次没有说客气的话,只是认真的看了看朱敬伦平静的眼睛,轻轻点了点头。
朱敬伦看得出,这次才是陈芝廷真正的感激。
陈家尽管是地方大族,但论起真正的财力,并不是那么雄厚,比起一些大商人虽然也不差,可大都是一些不动产。现在不但是全组人力损耗巨大,许多房屋倒塌,许多族人无家可归,这些都需要尽快修复,但总不能通过变卖田产,因此朱敬伦的援助就显得难能可贵了,相比官府免去明年的钱粮赋税,朱敬伦借钱给他们,显得更有雪中送炭的意味。
但陈芝廷心中可不清楚朱敬伦的想法,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朱敬伦帮他们背后会藏着何等复杂的算计,他们是宗族,是乡绅,朱敬伦是武将,是父母官,即便朱敬伦需要陈家这样的宗族帮忙统治地方,也不需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帮忙,能给免去钱粮,就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千金买马骨这个典故,陈芝廷这样的举人不可能没读过,但是他绝对不会往这里想。
数千年来,他们这样的地方宗族和乡绅阶层,在各种复杂的博弈和退让之下,尽管早就离开了政治的中心,再也没有了唐代之前的特权,可却在远离皇权的乡下,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基础,形成了一个皇权不下乡的政治潜规则,可以说在最上层是皇权,中间阶层是官僚集团,最下层就是他们这些乡绅阶层。
皇帝,官僚集团和地方乡绅,不敢说三足鼎立,但乡绅阶层至少也成为了平衡中国传统社会的三驾马车,三大基石之一。而且与西方的制衡机制不同,三大权力阶层不是相互制约,而是互相渗透,你中有我的。从皇权为中心出发,官僚集团和乡绅阶层都是皇权统治万民的工具。以官僚集团为中心来看,皇帝是官僚集团这具复杂机器的大脑,是官僚制度最高的权力者,而乡绅阶层则是为官僚集团不断输送人才的后方基地。如果以乡绅阶层为中心来看,官僚集团是他们奋斗的目标,皇权是他们忠诚的对象。
三大基石中,乡绅阶层基于底层,虽然数量最大,起到的作用最广泛,但权力这种东西,越分散就越无力,因此他们面对皇权和官僚集团的时候,往往都处于弱势,官僚集团和皇权在一般情况下,绝对不会笼络他们。
只在一种情况下,官僚集团,甚至是皇权,才会下大力气拉拢他们这个阶层,那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
因此打死陈芝廷都想不到,朱敬伦帮助陈家,其实正是在拉拢他们,拉拢他们的目的,则是做给整个宗族势力和乡绅阶层看的,至少是做给新安这一带的乡绅看的,陈芝廷和陈氏宗族此时被朱敬伦当作了他的千金买骨!
陈芝廷想不到,即便朱敬伦亲口告诉他们,他们都不会相信,因为这太过于匪夷所思,这意味着朱敬伦打算谋朝篡位,这怎么可能,朱敬伦只是一个候补县官,谋的哪门子朝篡的哪门子位?
但朱敬伦自己却很清楚,当他带兵走出广州的那一刻,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新安将是他第一份基业,如果他将来能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那么这里就是这个帝国奠基的地方。
只不过,当此之时,别说陈芝廷这样一个在闭塞乡村中的举人,就是柏贵、黄宗汉那样的封疆大吏,恐怕都无法看透这个时代。看不清这个时代,清王朝的统治是建立在多么不牢靠的基础上的。朱敬伦却很清楚,而且他更清楚的是,柏贵给了自己多么好的条件,当时他手里有两千自己招降的英军苦力,这是手里有兵,柏贵则为了让朱敬伦前往被英军占领的新安城冒险,许诺将帮朱敬伦谋求新安知县的职缺,县官是什么,这是政权。
手里没兵的文官当县令对清王朝没什么威胁,手里只有兵没有治权的武将也无法撬动清王朝的基石,但是一系列机缘巧合之下,朱敬伦竟然成了一个有兵权又有治权的地方官员,这种地位稍加运作,就能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军阀,一个土皇帝,一个帝国的雏形。
但一切都发生的那么自然而然,在柏贵看来,新安城这地方,距离香港太近,香港是洋人的巢穴,是一切麻烦的根源,新安知县这个官缺在绝大多数官员看来,简直就是雷区,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因此必须有一个深通洋务的人才坐镇,又需要懂得一些军伍,方便随时应付洋人蛮横的挑衅,至少在柏贵看来,在也没比朱敬伦更合适这个位置的人了。加上他曾经向朱敬伦许诺过帮他谋求县令一职,新安知县这个位置,又没人愿意去做,生怕跟前任一样做了洋人的刀下鬼,或者随时因为洋务问题,被朝廷砍头,运作起来又不费什么,恐怕吏部哪里还会很满意柏贵帮他们找了一个替死鬼。
这是机缘,朱敬伦这种老道的政客,是绝对不会让这种天赐的机缘从自己手里溜走的。但这又有某种必然,如果不是朱敬伦在收复广州期间,潜伏在洋人群众纵横捭阖,怎么让他给别人留下一个深通洋务的印象,即便是黄宗汉都不得不承认朱敬伦对付洋人有两把刷子。如果不是朱敬伦招降了两千苦力,又带领这两千苦力,在城外尽灭英军八百强兵,怎么能让所有人都承认他有不俗的军事能力,连黄宗汉都升起拉拢他的心思。而恰好此时新安城出事了,洋人攻陷了这里,防火烧死了县衙h县令。此时不派朱敬伦来,派谁来?别说有没有文官敢来,就算有一些读书读的脑子发热的家伙愿意来,也要黄宗汉这些人敢保举,吏部那些人敢派遣。
主观和客观上,早就朱敬伦成为最合适,最让人放心,几乎是当仁不让的候选人,这就是势,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运道。
可是此时还没有人看出这种安排有什么危机,因为没人能预见到几十年后中国会进入军阀割据的时代,可事实上,军阀割据的背景,早在清末时期就已经具有了一切要素,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其实都已经具备了当军阀的一切资本,但他们都没有挑战既有政治秩序,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还可以那么玩,或者预计不到那么玩的代价,再或者是他们心中的儒家道德让他们不愿意那么玩。
可朱敬伦看的非常清楚,只要自己手里有一两万装备着步枪、大炮的现代军队,他就有了立足广府的资本;他早就做好了,甚至是早就迫不及待想要挑战现有政治秩序,他知道现有政治秩序已经无法新生,迟早要被淘汰;他更知道,在满清统治秩序崩溃之际,完全有条件建立军阀政体,朱敬伦也敢付出这么做的代价,同时他还没有儒家传统道德约束。
就好像新安知县是注定留给朱敬伦的职位一样,让他从新安起家,开基立业似乎也是注定的一般。所以朱敬伦没有丝毫犹豫的要帮助陈家,即便陈芝廷不接受,他甚至都决定了强行帮他们。陈芝廷这个族长不同意,朱敬伦就找一个个村民,买一些砖石给他们盖房子,相信没人会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