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狂妄，自认为天下无敌，热衷于使用暴力，这些都是军国主义的特征。

比较典型的是普鲁士德国以及推崇和模仿普鲁士的日本，但事实上，近代大多数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带有一些军国色彩，这是跟历史大环境分不开的。

刚刚从习惯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中世纪走出来的欧洲国家，很显然不可能诞生什么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英国作为最先进的国家，发明了现代外交概念，中国则在漫长的历史中，认为对待夷狄应该怀柔，采取经济手段控制周边游牧民族，尽管中国没有诞生系统的外交概念和程序，可依然是有一种和平解决问题的思路的，这种和平的态度，不够激烈，不够热血沸腾，但却是成熟的表现。

什么样的国家容易爆发军国主义，会极度强调军事，重视军事，一定是那些有过漫长的屈辱史，经常作为军事入侵的受害者的国家，才会形成这种思想。

典型的是普鲁士，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德国都打输了，但是德国人的军事表现，有目共睹，因此在全世界都有海量的拥趸，认为德国不是输在战斗上，只是综合国力不如人。但翻开欧洲历史，普鲁士或者整个德国，反而是欧洲被欺负的最惨的国家之一，仅次于波兰，甚至普鲁士历史上，长期必须作为波兰国王的封臣存在，普鲁士诸侯见到波兰国王，还需要跪拜。

司马迁说，“耻辱者，勇之决也”，屈辱往往是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个人自强不息的原动力，中国有无数成语描述这种现象，什么知耻而后勇，知耻近乎勇等等。

因此普鲁士这种长期被人凌辱的国家，非常具有自强的精神条件。

日本的军国主义则有些古怪，因为历史上，他们很少遭受外来侵略，多数时候他们都是一个施暴者，在朝鲜半岛跟中国王朝先后打过两次仗，虽然都输了，可并不是大陆国家去侵略他们，而是他们主动进入了大陆。

可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中，却带有强烈的耻辱文化，日本的耻文化跟忠文化，基本上构成了日本的两大精神支柱，切腹就是一种不甘于受辱的现象。强烈的耻文化，让日本在没有真正遭受过实质性侵犯的情况下，天然带有一种受害者心态，好像别人都亏欠了他，因此民族性情中带有一种偏激和贪婪，事实上没人亏欠他们，欺辱日本人最狠得，只是他们自己人。

日本民族这种天生的受害者心态和耻辱感，仅仅一点点精神刺激，他们立刻就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需要自强的意识观念，于是在学习普鲁士军事的同时，很容易就接受那种军国主义。

而中国历史上，虽然绝大多数是强大的，只在元清两朝主体民族丧失了独立性，被草原民族征服，但漫长的历史上，远超任何国家的富裕，却让中国成为侵略的重灾区，因此中国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入侵的受害者，中国人更应该具有受害者心态。

但反而是中国人这种受害者心态不是很重，显得平和宽容，往好了说这叫大国民气度，往坏了说叫做麻木不仁，没有骨气。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大明軍队中也出现了军国主义，还是让人挺意外的。

当然这种军国主义，也跟国民精神一样，并不是很激烈，真正让中国人民族性格激烈起来的，其实还是清末民国一次次遭受外敌入侵，尤其是日本人的入侵，可谓是打造了中国民族的现代性格，甲午战争对中国人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但甲午战争受影响的只是一些文人士大夫，而且他们也没有对日本报以仇恨，而是真真正正开始正视现代文明的威力，开始学习日本了，在日俄战阵期间，掌握舆论的中国文人其实是支持日本人的，号召大家给日军捐款捐物。

直到抗日战争，才真正让中国民族的民族主义觉醒，也才真正让中国民族把日本人给恨上了。

现在的大明显然还没有诞生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老百姓甚至文人士大夫的世界观更多的是一种皇权臣民观念，民族观念有，但不够强烈。西方式的现代民族观念强烈的，还是那些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新派人物。

现在在大明軍队中掌握权力的中高层军官，显然就属于这种人物，因为从大明建国的1866年，一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后，他们一直都在欧洲学习，长达五年的学习经历，浸染在欧洲近代军国主义文化中，他们难免沾染了这种精神，而且并不以此为恶，反而将其看作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浓厚的尚武精神。

很多人对比了中西方文化观念后，也认为中国人麻木不仁，在满清的统治下屈辱顺从，不知道反抗，认为这种麻木不仁，就是因为丢失了祖先的尚武精神，于是在打着恢复尚武精神的旗帜下，军国主义就被他们万分推崇起来。

这些军官回国之后，很快就掌握了实际权力，对大明軍队进行了深刻的变革，采取军区制，组建大兵团，建立预备兵员，这些西式军事革新。还看法各种军事期刊，报纸，鼓励军人写作，而这些中高级军官又通过他们的文章，将从西方沾染的军国主义思想，用尚武精神的概念推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