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前，在朝鲜有影响力的国家，一共就三个，一个是老大帝国满清，一个是日本，一个就是俄国。

满清跟朝鲜的关系十分复杂，极有传统的宗藩体系，后来也签订了治外法权等条约，但相比来说，满清跟朝鲜官方和民间的关系相对比较融洽，因为这种传统关系持续了几百年，双方都习惯了，都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地位。

朝鲜官方对满清相对来说更加信任，大院君这样的权臣，哪怕是被日本人扶持上位，在日本和满清开战的时候，也想方设法向满清传递情报；东学党起义这种民族主义式的运动，要求驱逐的人中，甚至都不包括中国人。这是一种后世难以想象的心理亲近感。同样的感情在越南身上也有。所谓同文同种，并不仅仅是一种口号，是真真切切能够影响人的心理的。西方国家二战之后也开始发展这种世界观外交，到处打价值观等外交牌。

即便是日本，他们沾染了西方民族观的精英，也需要不断的向民间宣传，才能让民间保定决心跟满清开战。

当然不和谐的东西肯定有，比如朝鲜人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当看到日本打败了满清后，朝鲜朝廷甚至也做起了入主中原的美梦，朝鲜国王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君临天下。要说越南肯定也有这种想法。但这种想法，又从反面证明了，他们其实天然将自己当作跟中国人一样的人。

在越南的官方记录中，如果是对中原国家的国书，则将越南华人称之为华人，将越南人称之为越人，可在他们本国的记录中，他们是将越南人称作华人，而当地的华人他们称之为唐人。

朝鲜人也自称是小中华，怎么可能没有入主中原，将自己变成大中华的野心呢。

所以在日本人的推动下，他们改国号为大韩帝国的时候，那是真心高兴的，他们现在做到跟中原国家平起平坐了，那下一步就是要君临天下。他们丝毫都没有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危机感，这一点到真的是沾染了老大帝国的风格。

同样从老大帝国身上学到的本事叫做以夷制夷，在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的时候，朝鲜也出现了类似中国洋务派的派系，叫做开化党，但跟中国的洋务派秉持以夷制夷思想不同的是，朝鲜的开化党完全是亲日派，他们从日本神身上看到了改革的力量，看到了西化的力量，于是他们一边借助日本的力量，在政治上谋求权力，一边试图推动朝鲜效仿日本全面西化。

与开化党对立的，则是大院君为首的顽固派，他们过去一度叫做事大党，坚持事大主义，采取亲近、效忠宗主国清朝的立场。

另外还有一个派系，是闵妃集团，闵妃以后妃的身份取得政治权力，本身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倾向，当年跟事大党争权的时候，她试图采取过缓和跟日本关系的做法，罢免了一批排日的大院君势力；但后来日本对她也不满意了，他又开始任用一些新派人物，但他任用的新派人物，又不同于亲日的开化党，而是以朝鲜派往欧美的外交官为主的集团。

显然闵妃集团，又类似于慈禧的政治集团，本身没什么政治追求，唯一的追求就是权力，所以慈禧为了斗肃顺等权臣，联合过鬼子六这样的洋务派，很是支持了洋务派一把，后来又借助顽固派打击洋务派，总是让自己保持一定程度的超然，让两方都不得不依赖她。

闵妃跟慈禧的水平差了太远，所以她一次次试图组织自己的力量，一次次被斗到，虽然也多次斗争成功，但总是无法做到像慈禧那样，始终牢牢掌握政权。

朝鲜在这三派势力的斗争中，朝政混乱，别说什么改革了，连最基本的稳定都做不到，连最最基本的上层稳定都做不到。

1894到1895年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在朝鲜就张扬了起来，该年10月，日本浪人闯入朝鲜皇宫，杀死了闵妃，大院君名义上掌权，但实际上日本扶持的亲日派官僚，已经孔子了朝鲜政权；1896年，大院君得到大明和德国的双重保证，将釜山租借给德国，但在之后的压力之下，他被罢免，日本后来虽然不得不默认了德国夺取釜山的事实，但进一步控制了朝鲜朝堂，亲日派只手遮天，以开化的名义，开始了一系列改革；但2月的时候，朝鲜国王不堪忍受日本和日本扶持的亲日派官僚金弘集的欺凌跑到俄国公使馆，一国国王离奇的在公使馆住了一年，史称俄馆播迁。

在俄国使馆期间，朝鲜国王李熙下达了逮捕五大逆臣，也就是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派权臣集团，朝鲜民众发动暴动杀死了金弘集，其他大臣或者死或者逃往日本。之后朝鲜建立起以金柄植为总理大臣、李完用为外部大臣的亲俄政权。

完成了对亲日派的清算后，李熙依然住在俄国公使馆，原因很简单，他的王宫实在是太不安全了，日本浪人冲入王宫杀了他老婆的事件，让他受到的刺激太大了。在不能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他是不可能回王宫的。

直到1897年，在俄国领事馆住了整整一年之后，他才得以回到王宫，因为俄国跟日本达成了协议。

至此日本在朝鲜的渗透上，不得不倒退了一步，不得不默认朝鲜朝堂被亲俄派大臣控制的现状。

但他们绝对不会甘心。

可没想到第二年，1898年，俄国跟德国就取得了在朝鲜修建铁路的权力，这是日本难以容忍的。日本没有资金在朝鲜修铁路，但也不想看到俄国和德国在朝鲜修铁路，所以他们强烈反对俄国和德国在朝鲜修建铁路，积极游说朝鲜政府收回铁路，日本表示愿意支持朝鲜自己修建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