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扩大，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收入，更多的兵源，也给予了李植更多地方施展拳脚改造这个国家。但是同时却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而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公务员的急缺。

如今李植不在把政府行政人员称为吏员，而是称为公务员，以示为百姓服务的宗旨。

李植的官员全靠中学培养，但天津和山东只有这一百多所中学，一年的毕业生不过六、七万人。最近这两年李植吞并了河南和朝鲜，这两地需要的公务员大概是三十万人，这已经让李植感觉到公务员捉衿见肘。

这一年多来，李植也只能先补足河南的官员和公务员，而朝鲜一直处于公务员严重不足的状态。在朝鲜，基本上李植只能每个县派驻几十名官员进行最基本的管理，在基层则高度依赖虎贲军士兵和村庄的自治。

而两万虎贲军从朝鲜撤出，进入日本作战后，朝鲜就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

政府行政人员的基本要求是识字，能够看得懂档案，能够用纸笔记录汇报事情，所以不是随便一个农民和市民都能做的。在朝鲜，因为新式公务员的缺乏，为了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不少本该被李植抛弃的两班贵族文人又重新进入了政府部门，成为了临时的公务员。

这让李植感到有些被动——好不容易从两班贵族手上吞并朝鲜，最后却还要依赖这些人治国。这些两班贵族子弟都是儒家文人，势必将儒家那一套东西带进朝鲜省崭新的官场，甚至改变李植一力倡导的公德文化。

但朝鲜的问题还不是最严重，最严重的是新得的江淮省。

人口近两千万人的江淮省需要的官员和公务员是以十万计的，少说要四十万人。这种人手上的严重不足，让李植有种无米下锅的窘迫感。

洪承畴坐在王府三殿的下首，拱手说道：“王爷，如今之际，想用我一镇六省培养的中学生管理领地已经不可能。只能在官员的位置使用中学毕业生，而在基层启用识字的儒生进行最基本的管理。”

听到洪承畴的话，郑开成摇头说道：“不妥！这样操作有很多问题。首先刚毕业的中学生没有在基层锻炼直接做官，十分不妥。官员什么都不懂，容易被基层的儒生欺瞒，一个决策做错了就要连累一乡一镇几千人几年的时间。”

顿了顿，郑开成又说道：“而且在基层全用儒生做公务员，也实在是危险。一切制度能否得到遵守维护，最关键的还是人。如果衙门里除了官员全是儒生，最终儒生的那一套东西就会替代王爷的公德，主导衙门的文化。”

“恐怕到时候我们江淮省的衙门，讲究的还是忠孝仁义。”

李植听了郑开成的话，皱了皱眉头。

忠孝仁义这种东西，说到底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的私德。这种私德文化发展下去，就是结党营私官官相护，甚至徇私舞弊贪污受贿。如果李植让儒生成为江淮省政府的主流，恐怕自己治下的江淮省和士绅治下的南直隶不会有什么区别。

如果基层全是儒生，在儒生的影响下，恐怕自己苦心培养的中学毕业生也会渐渐忘记什么是公德。

全用儒生做公务员，不是一个可取的办法。

李植在王座前来回走了几步，沉吟说道：“如今中学毕业生不足，靠学校教育没法征募足够的公务员，那就只能启用公务员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