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57 第一次谈判】(2 / 2)

明鹿鼎记 轩樟 4994 字 6天前

“怎么狠?建奴每次劫掠大明,哪一次给大明造成的损失会低于百万两?”吴雪霞道:“只要建奴同意咱们的要求,咱们就与他们罢兵,约定互不侵犯。”

“行吧,你去安排吧。”韦宝笑了笑。

“嗯,我这就写条款,总裁要用印信,还得签字吗?”吴雪霞问道。

“用天地会的大印,签字就不签了,让谭疯子签署便可。”韦宝道。

“那恐怕不行,建奴肯定会觉得咱们没诚意。”吴雪霞道。

“先把条约送过去,建奴不会答应的,这么大的事情,至少要搞几个来回。”韦宝笑道。

吴雪霞点头,这点她赞成,肯定不会那么简单,估计建奴也就是想先看看他们的态度。

吴雪霞很快草拟出了条约,给韦宝过目之后,用了天地会的印章,然后让传信兵给谭疯子送过去。

谭疯子按照吴雪霞的口信要求签了字,转交给建奴派来的人。

建奴的信使立刻飞马回报皇太极。

皇太极立刻拿了条约去给努尔哈赤。

“混账,岂有此理,马上打!”努尔哈赤这次反应很快。

这可能应该算是大明方面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建奴谈判。

虽然韦总裁代表不了大明,也没有要代表大明。

韦宝不认为明朝是治理最失败的朝代。

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的。

也绝非简单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释。

对一切历史现象都从经济上找根源的做法逐渐不满。

明朝灭亡的几个主要原因。

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两线鏖战的困境,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四、宦官专权与党争。

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首先是明朝的财政问题或者说明朝的财政危机。

在韦宝看来,一切问题均根源于经济,但明朝的财政不良的确是其灭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税长期实行低税率,这一点与汉代相同,与当时周边各国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实在不高,同期日本税率就高达百分之五十。

但与汉代相同的是,税率低只带来了国家收入的减少,而并未惠及民众,因为少征的税收归于地主豪族,实质是负担转手。

地主的剥削使得低税率意义不大。

却造成了国用不足,后来崇祯年间屡为财政问题所困。

明末民变初起之时,招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招抚银不足,无财安置起义难民,难民为了生存,只得降而复叛。

崇祯年间天灾大旱,救灾不力酿成农民大起义也与国库不足有关。

至于后期加征“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导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灭亡,无不与财政危机有关,至于最后“闯王”迫近京师,因军饷不足而延误调兵入京,更可见危害之深。

至于有人所说崇祯内府有千万两巨银,实属无稽之谈,已被鉴为讹传,不必再辨。

即从常理来讲,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社稷将亡之日,若有余财,何须要百官“纳捐”,最终延误调兵。

明代的财政危机为何此般严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的流失,即军屯体系的破坏。

明初的军屯体系曾有力的保证了军费支出。

明代永乐元年,全国军屯田子粒两千三百多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

而不幸的是,军屯体系自明中叶以来逐渐被破坏,早在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

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且以此之后,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

“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

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

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设想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

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在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无论如何,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

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崇祯帝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史学中“亡国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内有天灾大旱,以及以此为诱因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外有辽东后金八旗铁骑。

明末战事常常出现两大忧患交替之势。明朝单独对后金时,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及战略优势,如天启年间的“宁锦大捷”。但随之农民军在黄土高原不断发展,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无疑有加派“辽饷”“练饷”以及“剿饷”的因素,“三饷”无疑大大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而为了支撑辽东战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将转嫁于底层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