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峻不会跟周云讨论什么公务，或者对这个新招募的下属温言勉励，那是魏尔勒的责任，不是一个帝国元首应该插手的工作。既然周老板已经成为了体系内的一员，那么就必须遵守这个体系的规矩，徐峻绝不会对他另眼看待，要是他在工作中犯了什么差错，魏尔勒也绝不会对其网开一面。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欧洲各阶层之间的界限就是如此现实。

徐峻点了几个苏杭菜，都是穿越前他所喜爱的，元首府的厨师不会做，他心里已经馋了许久了。

要说他要想找个中国厨师不该是一件难事，当时德国境内至少有上万中国侨民。自从道光二年第一个中国商人来到柏林参加博览会，中国侨民已经在德国生活了一个多世纪，子孙都繁衍了至少两代了。

驱逐鞑虏重建华夏之后，一大批中华学子抱着科技强国的理想，远赴重洋来到德国求学。其中有不少留学生在柏林夏洛滕堡高等技术学校（柏林工业大学）就读，于是在学校附近的康德大街上，出现了不少专门接待中国留学生的公寓和饭店。

从那时起柏林康德大街与其周边区域，逐渐演变成了柏林的华人聚集区，到纳粹上台之前这里几乎已经变成了柏林的“唐人街”。

早些年纳粹和中国的关系还算亲密，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纳粹政府还试图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结束这场对德国毫无益处的远东战争，只因为战争双方都对战局产生了误判，结果导致了陶德曼调停的最终破产。

这次外交上的失败，对德国此后的外交政策造成了巨大影响，亲日派的里宾特洛甫由此获得了德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权，在香槟酒商和戈胖子的全力支持下，德日意这个未来的轴心国体系开始迅速成形。

此前欧洲也曾经出现过一些貌合神离、各怀鬼胎的所谓“联盟”，但坑到像日本和意大利这种水准的盟友，翻遍整部世界史都找不到几个。每每想到这里，徐峻不得不佩服香槟酒商和戈胖子的眼光，因为德国当时哪怕是选错了其中任何一个，纳粹德国的下场或许已经注定，但绝对不会凄惨成历史上那样。

如果德国没有选择日本，那么就绝对不会那么早就和美国开战，先欧后亚的战略当然也就无从谈起，而如果德国不与意大利结盟，先不说能节省下一大批兵力与资源，就说四二年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攻击序列里很可能就会多出一个装甲军团。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架设，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惯性，当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那一刻，德国就已经注定要遭此劫难。总算现如今的德国，在徐峻的主导下已经远离了被盟友坑死的危险，徐峻不准备重蹈希特勒的覆辙，那些糟心事也别想再和他沾边。

话说康德大街其实距离兴登堡大街不远，就在大街东头威廉纪念教堂的旁边，就是兴登堡大街周围，都开着好几家中国餐馆。

自从德军在法国战役中大获全胜，居住在柏林的各国侨民，日子逐渐开始恢复了正常，他们不用每天都在恐惧之中入睡，走在大街上也不再需要担惊受怕。

保安总局忙着清洗内部的“害虫”，市政府对外国人的管制也开始相应放松，当然不可能返回到三六年之前那么自由，但是跟一年前相比那是要好上许多了。

那群穿着褐色制服、裤腰上别着铁棍，脚穿长筒皮靴在柏林街头耀武扬威的纳粹党暴徒，最狂热同样最危险的右翼极端种族主义分子，似乎一夜之间就从柏林的市井消失了。听说这些人里面有不少是混入纳粹党组织的叛徒，甚至一些人还参与了谋害元首的阴谋。阴谋团伙成员毫无疑问将遭到处决，而剩下那些罪行较轻的人员，则要在达豪集中营里长期服刑，接受由劳动带来的精神洗礼。

此时德国特使团出访远东，伯伦博格元帅在重庆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贸易秘密协定，在德国国内已经变成公开的秘密了。德国朝野对此事的反响不一，但大都趋向于正面，一致公认这件事对德国有利。

所以这阵子中国人在柏林街上，已经明显感受到德国市民态度上的转变，越来越多的行人对他们展露出微笑，也不再有人轻蔑的称呼他们为“中国佬”。

就像前面说过的，帝国元首在柏林找一个中国厨子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中国人也不会拒绝为德国元首服务，要知道这要在中国可就是御厨了，等哪天回到国内，旁人听说这位给德国元首做过饭，那身价至少能翻个十倍，请他做个席面光是有钱都不管用，你还得有身份再行。再说这时德国还没跟日本结盟，在民族气节上没有什么亏损，说不定让德国元首吃舒坦了，还能在国际上帮称中国一二。

可问题是，虽然徐峻有能力请到一整打中国厨师，但是他却不能这样做。在德国民众的眼里，元首是日耳曼民族的象征，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守德意志的传统。元首的生活习惯，将会直接影响到他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德国的元首理所当然喜欢德国的食物，哪怕是挂着一个法国菜名，人民也能够坦然的接受。

当然徐峻完全可以选择不去在乎外界的反应，但是考虑到肩上承担的责任，让他不得不选择默默忍耐，反正吃不上回锅肉也不会死人。